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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新质观察|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江苏常州理想汽车智能制造基地焊装车间的机械臂正在作业（5月31日摄）。 新华社记者 柳文惠 摄

　　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循序渐进，不能违背经济运行的规律。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同时也要促进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协调，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更需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统筹发展。

　　一、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遵循经济运行规律

　　生产力的载体是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推进作为其载体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遵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内在发展规律，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转变的规律。

　　首先，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自身的发展规律要求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以科技创新、技术性突破为基础，且对经济未来发展起到引领和带动作用的支柱产业。诱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科技是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是0到1的突破。这些原创性的创新本身面临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又需要大量持续的资金投入。创新的不确定性意味着科研投入回报率较低，因此各国政府往往都会对原创性、基础性创新以及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行一定的补贴。对于我国来说，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上面临着赶超发达国家的情况，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政府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行布局和谋划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需要遵循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行规律。市场经济顺利运行需要满足一定条件，例如市场交易的双方必须具有平等的经济权利，参与市场竞争的个体必须具备权责利均衡的内部结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也需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如果过度补贴，会使得企业自身的权责利不一致，从而使得企业缺少自生能力而无法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

　　因此，在对新兴产业进行政府补贴时，特别需要关注企业生产效率指标：一是需要注意中长期利润率水平变化，避免出现利润率主要取决于政府补贴的现象；二是要关注企业产能利用率变化，避免出现因补贴而产生产能过剩、过度膨胀的情况。要实现政府补贴的激励和市场竞争的效率相结合，在新兴产业的企业利润率较高且产能利用率较大幅度上升时，应适当减少政府补贴，通过市场机制来激励新兴产业进一步发展。

　　第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需要遵循产业升级的自身规律。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社会发展发生质变的关键，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结构性矛盾又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真正困难和障碍。

　　因此，发展新兴产业需要遵循产业升级的内在规律，协调好新兴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

　　一是新兴产业自身需要提高效率，要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根本标准。

　　二是要发挥新兴产业的效率传导效应。从历史发展来看，主导产业的增长率会高于整体工业部门，经过一段时期后会降到整体水平以下。从新兴产业和其他产业的关系看，应该关注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其他产业以及整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确保新兴产业的生产率提升能够传导到整体经济，即能够带动其他产业和整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三是要注意产业间的比例协调。产业间的协调发展需要满足一定的比例关系，从新兴产业自身的发展来说，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农业、工业，没有强大的实体经济支撑，新兴产业也无法获得真正的发展，只可能造成“虚高”的泡沫和自我膨胀。因此，特别需要关注不同产业产品的供求关系变化、价格波动和产能利用率是否呈现异常变化，促使产业间的比例协调。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忽视传统生产力转型升级

　　传统产业是产业体系的基础，传统生产力也不等同于落后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忽略传统产业的发展，甚至简单放弃传统产业，必须要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首先，传统产业是基础，对整体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传统产业关系到整体经济的稳定与演进，在新兴产业尚未充分发展前，传统产业是保证就业、稳定经济增长的支柱。以发电量为例，2023年我国火电发电量仍高达13亿千瓦，对整体经济电力供应仍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22年我国传统产业仍然占据80%以上的经济总量，传统产业对于整体经济而言至关重要。

　　其次，传统产业转型本身可以形成先进生产力。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离不开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本身就是创造先进生产力的过程。对于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一是需要鼓励传统产业在相同条件下使用新兴产业的产品，通过与新兴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创造性转型”，同时也可以稳定新兴产业产品需求。

　　二是支持对传统产业的关键生产环节进行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过程本质上是传统产业的“新兴化”，因此与发展新兴产业类似，需要给予一定的政府补贴，同时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标准确保补贴的效率。

　　三是要注重传统产业劳动者的培训和权益保护，不能简单以“机器换人”、“智能换人”的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三、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从实际出发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追求单一模式，一哄而上，而是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与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分类发展。

　　一方面，要结合各地区资源禀赋、发展状况和历史文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标准，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决定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能按照同一模式。

　　首先，要结合地区优势，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目标优化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具体的，各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劳动力技能素质存在区别，物质资料生产也往往不同，这就意味着要素优化组合方式需要结合自身的优势来因地制宜。例如，很多中西部地区往往地广人稀，适宜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等行业，而在科研院所密集地区，可以借助优势条件发展生物科学、人工智能等行业。

　　第二，需要结合地区产业结构特点来发展新质生产力，协调传统生产力。在新兴产业已经具备一定基础的地区，应该注重进一步提升新兴产业的质量和规模，在此基础上延长产业链。在传统产业占优势的地区，更应该注重对传统产业进行转型升级。

　　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也要做好全国宏观层面整体协调。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存在差异是必然的现象，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也是客观情况，这就需要从全国层面对生产力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因地制宜地发展。

　　一是要保证产业政策的竞争性，保证地方产业形成互补、不能趋同，实现各产业部门比例合理、区域协调发展。

　　二是要以畅通经济循环为目标，利用地区的差异性特点，形成国内的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分工体系，进而在不同地区形成产业上下游关系。

　　三是在政策支持上保持多样化和灵活性，以畅通全国经济循环为目标发展地区新兴产业，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合理空间布局。

　　四、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建立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机制

　　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快科研成果转化。科技创新自身具有一定的规律，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于创新性的人才，人才的培养在于教育，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要形成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的机制。

　　首先，尊重教育、科研和人才的发展规律。科学研究本身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积累过程，基础性的、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更是需要持续的自主学习和自主研发的能力。同时，创新往往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这就需要长期资金和科研人员的投入。人才的培养、知识的积累，同样需要长期的时间投入。因此，科学研究，特别是颠覆性的技术创新，要求人才储备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教育要有一定的前瞻性。所以，教育、科技和人才协同体系要做好短期和长期规划，形成动态的协调机制。

　　其次，坚持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一体化部署。科技创新最终需要进行成果转化，也即科研需要纳入到生产过程中才能形成直接生产力，所以科技创新链要与产业链相结合，以围绕产业链的发展需要来进行科技创新。当下的科学研究，更需要围绕产业链的“卡脖子”问题展开针对性的自主研发。人才的培养模式要适应科研创新的需要，一方面在当前科技革命技术交叉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教育事业需要加强跨学科人才培养，另一方面人才的培养模式也需要适应产业链的发展，需要使劳动者在社会分工下形成协作关系，从而使得“总体工人”形成实际的生产力。

　　最后，协调政府、市场和企业在教育科技人才协同机制中的作用。科研创新从根本上不应盲目追求数量多少，而应该注重科研创新在整体经济中的合理分布，特别是基础性创新和应用性创新的分布与产业链相协调。合理的创新分布，需要发挥不同创新主体的作用。

　　基础性科研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一般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依靠市场通常会产生一定的低效率，这就决定了必须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对于应用性较强或成果转化前景相对明朗的科研活动，可以由企业或企业与科研机构联合来完成，充分发挥市场的激励效应。

　　应用性的创新是基于基础性的研发，企业在充分享有基础性研发成果后获得收益的一部分可以通过税收返还给政府，政府可以进一步将其用于支持基础性研发和人才培养。要避免基础性研发单纯“寄生”于政府、企业依托市场单独获取创新红利，应该形成科研人才教育在政府、市场和企业之间协同“共生”的良性循环机制。

　　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构建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单纯的人类进行物质生产的自然能力的提升，而且会带来生产社会层面的变革。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建立新型生产关系，在体制制度层面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譬如在中国，蒙元帝国曾经是高度发达的军事-商业国家，然而在帝国的后期，气候变化和瘟疫流行，直接导致了帝国的崩溃。这实际上构成了席卷全球的“14世纪危机”的一部分，“自从‘14世纪危机’之后，欧亚大陆的东西方成了彼此隔绝的区域。寒冷化造成了生产衰退、疾病横行和商业萎缩，丝绸之路的整体活力下降”，“保持着松散统合的蒙古帝国本身也变得支离破碎，从内部走向崩溃。特别是欧亚大陆东西的松散整合和联系，几乎从历史上消失了。这是世界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大事件，我们现在所通用的东洋史、西洋史的分类，其实是从那以后才形成的框架。”（《何谓“明代”：“危机”下的世界史与东亚》，冈本隆司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

　　首先，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在制度层面的体现，是政治、法律、文化制度的基础。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继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要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系，使优质生产力要素向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流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使得企业在竞争中主动提高生产技术、优化要素组合方式。继续完善分配制度，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其次，全面深化教育体制、科技体制、人才体制改革，形成与技术—经济范式相适应的制度环境。新质生产力是以原创性、颠覆性创新为主导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求形成与传统生产力下不同的教育、科技、人才体制。特别是，基础性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要求存在一定的试错机制，试错并不完全是先进技术和落后技术竞争的优胜劣汰，而是探索新技术的可能发展方向，因此教育体制、科技体制和人才体制等必须要包含对试错机制的容忍和激励。

　　最后，协同推进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并存的情况下，生产关系同样需要存在差异，从而才能与不同的生产力相适应。以增量的方式，为新增的新质生产力提供良好的制度体制环境，同时随着传统生产力的转型升级，渐进地对与传统生产力相适应的制度体制进行变革，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协调发展。

　　（作者刘守英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黄彪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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